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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者马识途的文学之路

2013-12-27 14:29 查看: 6452


长期笔耕不辍的马识途,被公认为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巴金等人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不过,很少人知道,马识途在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之前,他真正的身份却是一名搞地下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的文学作品别具一格。1915年1月,马识途出生在重庆忠县,原名马千木,对他来说,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在他的文学启蒙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识途(原四川省文联主席):他家里头有一部那个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就是等于是《资治通鉴》那个东西,一定要我读,60本,要读历史,而且效果做,要做,做对联,做诗、做词,填词,学这些功夫,这些功夫都是真正的中国的文化,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了。秉承书香门第传统的父亲,曾将希望寄托在乡村改革之上,他在当地创办新式中学,奉行陶行知的教育精神,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生活的精神。在他创建的新式学堂里,乡下的人们见到这里的学生,不仅学四书五经,同时还带上一把锄头开修操场,修筑马路,栽桑养蚕。

马识途:胆大、细心、智圆、行方这八个字,作为我们立身安命之道,那个时候乡下很远,打牌啊,赌博呀,鸦片烟那什么很多,他绝对的禁止,我们家里假如说我的哥哥出去打牌了,他把牌拿来给全部烧了,在家里头罚跪。
不过,在蒋介石的反共声中,学校因被当局称为赤化严重,遭到封闭。1931年,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名叫《中国青年的出路》的毕业作文,马识途就被父亲撵出了三峡,前往北平。

16岁的他在日记中写下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路上,这名少年第一次看到夜晚亮起电灯,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些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使他强烈的意识到只有振兴工业,坚兵利甲,才能救中国。

1933年,日本军队入侵到北平郊区,马识途只好前往上海,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在浦东中学读完高中后,报考中央大学工科,他当时最大的理想是打算将来制造炸药,实现他的工业救国梦,这个宏大的计划,却被一次与学长们的聚会改变了。

马识途:他们就谈他们出去怎么样,他们谈我根本不可能抗日,他说我到那里去是干什么呢?帮我们去把日货拿来,改成完全国货几个字,然后拿去卖去,叫我们干这个事情,女同志呢,女同学就是给我们到机关里头去变成花瓶,人家把我们当花瓶,根本你没有什么救国的意思,而有说我们,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我只能在街上摆个摊摊,卖雪花膏,自己做点那个,自己做点雪花膏来卖,来求生活。

他们就说这个,当时他就说我们救国,我们不可能啊,大家痛哭流涕。
日军入侵上海后,战火迅速波及到整个江南,南京城危在旦夕,马识途意识到,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工业救国的理想显得苍白无力,他和八九个同学组成农村服务团,奔走在南京郊区宣传抗日。

一天,设在南京的中共党组织派了一位名叫周金铭的连络人,他找到马识途,希望他加入中共,事实上,马识途等人的行动早就引起了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注意。

马识途:他说你们怎么还在,还在这里干什么,赶快撤退,我说,我说我们要到大茅山打游击,他说你们可笑,你们几个学生打什么游击啊,连我们都不敢到大茅山建立根据地了,你们敢去啊,肯定是全部都牺牲,赶快走。
不久,日军破城而入,开始了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被中共转移到湖北黄安七里坪的马识途,受到叶剑英、钱瑛等人的培训,他们中的许多人随后被调去敌后打游击,组织上对马识途等人却另有所用,他被调往汤池,在那里继续接受陶铸的培训。

原本打算在陶铸这里办入党手续,陶铸却告诉他,组织上的一个新安排。

马识途:陶铸跟我说,他说你不能办,我说为什么不能办,他说湖北省委调你到武汉去工人工作,他说我这里是农村工作的,于是我又到了武汉,到了武汉,就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由她来接待我,并且给我办那个入党手续。
马识途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很明确,就觉得很美好,很向往一个和平,不受剥削的社会,16岁那年,这名没来得及完成那篇题为《中国青年的出路》的毕业作文,就被父亲撵出家门,寻求救国之道的少年,此刻,将原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纪念自己找到了人生的道路。

就在马识途加入中共这一天,钱瑛交给谈一个特殊的任务。

马识途:第一件工作就是叫我去到一个汽车司机工会去做一个秘书,目的是要去工人里头,物色一个好的工人,把他发展成为党员,我才刚办了入党手续,就让我去想办法,要去物色一个发展党员,她说周恩来在国民党给他分配了一部小车,但是驾驶员不可靠,要用我们自己的驾驶员,但是我们没有。到工会后的马识途,开始留意身边的每一个人,有一天,一名名叫祝华的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

马识途:他到那个司机工会来看了我,他就看那个是中央日报社的报纸,他说没有个《新华日报》看看,当时我就很注意了,他说什么报纸都有嘛,他就这样子,我就开始跟他接触,因为我自己有《新华日报》,我就给他看。随后,这名爱看《新华日报》的青年人,被马识途发展成中共党员,他被通知到八路军办事处报道,为周恩来开车,随周恩来转战南北直至全国解放,而对马识途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马识途:当时我们党和国民党那是定了协定的,不准罢工的,那么突然,就在我去搞那工作的单位就罢了工,结果国民党就向我们党提抗议,说你干什么,结果一查是我在那里干的这个事情,所以钱瑛把我又批评了一顿,说你怎么怎么,我说我控制不住啊,他们就是要请愿,就是要罢工,改善生活。

而钱瑛说,你怎么你不够很好地给他们做工作说服啊,我说不行,那么我说那我现在回去叫他们停止罢工吧,她说那怎么行啊,她说你叫他们停,那马上你就变成工贼了,她说你想办法,说你们罢工是正确的,去请愿,要求这个改善生活,由你带队,给他们带到这个社会局去讲条件,谈判,代表工人们跟和议局谈判。
罢工事件很快平息,钱瑛对这位能随机应变的年轻党员刮目相看,她决定交给马识途一项更秘密,危险的任务。

马识途:她就觉得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积极,活跃,而且有能力,因此她就专门跟我谈话了,她说你,就说准备呀要当职业革命家,当时我也不知道职业革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专门做地下党工作,而且做党地下工工作的领导工作。

这个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大半的都是牺牲了的。马识途不假思索的表示,愿意加入职业革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潜伏在国统区的庞大的地下中共网络,他们需要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发展组织,收集情报,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成都的闹市街头,茶肆商铺,马识途需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无数次追捕。

对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的马识途来说,最可怕的是来自内部的叛变,1939年年底,国民党制定了反共秘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马识途所在的湖北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由陈诚亲自昨晨。

陈诚一口气在鄂西建立八个特务组织,对此,中共南方局确立了“隐蔽竟敢、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的潜伏方针。

也就在这一年,马识途被任命为鄂西特委副书记,正当他奉命紧急疏散中共党组织,一个不幸的消息随即传来,因内部叛徒出卖,特委书记何功伟,马识途的妻子,时任鄂西特委妇女部长的刘惠馨和马识途不到一岁的女儿相继被捕。

马识途:我当时了以后,简直是就是那种,要爆炸,我就是感觉就是,我要去爆炸,就是自己要自己把它爆炸了,我就是,就是那么一种心理状态,这个但是组织部长,她说现在对你来说不是悲痛的时候,不是愤恨的时候,赶快布置,是疏散的时候,把工作抓起来。
不久,何功伟和刘惠馨惨遭杀害,马识途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鄂西特委已遭破坏的情况,急需火速向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在湖北通往重庆的路上,日夜兼程的马识途,两天走完360里地,长期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得以死里逃生。

马识途:我有个雨衣,是反面的,反过来是蓝颜色的,翻过去是灰色的料子,它是两面的衣服一穿的,我这个帽子,帽子是哪一种叫做罗宋帽,罗宋帽翻过来整个就是那个变成黑颜色了,翻过去就是,所以有紧急的时候,我可以到厕所里头,一下把衣服穿上,帽子换了。

而且最耀恩的是留胡子,你看到我那图像上有没有,留着胡子,我是有意识的把它留起来的,我遇到紧急的情况,我把胡子一刮,没有胡子了。此刻,重庆周恩来寓所的处境并不轻松,尽管抗战期间,周恩来在国民党中有合法身份,皖南事变让一度融洽的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周恩来住所的监视,试图控制他与外界的密切联系。

就在马识途抵达重庆后不久,中共南方局派出的秘密联络员找到马识途。

马识途:带到了对面山上去看,从哪里走,从哪里走,那个路上岔路那有一棵树,我们叫它叫阴阳树,从这边走就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下面,这边走过去就是到我们这个八路军的,就到南方局,晚上啊,你千万要当心啊,你不要弄错了,走差了,就到了特务机关去了。
这一晚,情急之下的马识途始终没有找到阴阳树,他凭着感觉往山上走去,就在他摸索到一处布满篱笆的院落时,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他的到来,在中共南方局内部,钱瑛等人却忙着准备枪支弹药,销毁机密文件。

马识途:后来那个钱瑛,钱瑛批评我了,说你简直胡闹,跟你说好了,你怎么乱走,跑到后面去,结果把喇叭弄响了,她以为是特务开始进攻了,当时大家都是准备最后的一战。

结果我顺着篱笆走走,还是走过来了,就到了,到了大门口,从她的那个传达室,进传达室旁边有个小门,平常是关着不知道的,要从那里上到那去,特务进来,我上去以后,看到钱瑛,找到了钱瑛,向她汇报工作,谈完以后,她让我在那里这个看了许多文件啊。在这里,马识途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事实上,在他到来之前,周恩来已从秘密渠道得知鄂西事变,并报告给中共中央。

此时的政治形势,对中共开展地下工作极为不利,周恩来要求马识途长期埋伏,独立活动,急需力量,韬光养晦,不要再回到鄂西,汇报工作结束后,周恩来详细询问马识途的撤退方案。

马识途:钱瑛说安排好了,已经是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准备护送我到那个一个悬崖的地方,从那山的背后的有那么一个悬崖,悬崖是树木很多,从那悬崖攀登扶过那么样子,可以吊起下去嘛,过去我走过,过去也老走过的

那么这一次,因为他们说已经安排好了,就带我走了,这个周副主席说不行,说现在形势不同,这个你周围特务特别多,这个千万不能去冒险了。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就在马识途离开之际,他的行踪早已被四周林立的岗哨锁定,不过,在不远处周恩来安排的专车也早已恭候多时,马识途若无其事地钻入车中,车子开动后,一辆不明来历的吉普车突然紧紧尾随。

马识途:就往那个沙坪坝,磁器口,往那边走,我们在路上都看得到,那个车子一直后面跟着的,但是他也不能够,保持一个距离,他要保持一个距离,就是保持距离这个路当中,我们在拐弯的时候,他一停下来,我门一开,下车出去,这样出去以后就到了坟山里头,一下出去以后就到了坟山里头,我藏到坟山里头了,那车子继续往前开,开了以后再开回去,特务他跟他们跟着又跟回去了。
多年后,马识途将一幕幕惊险的革命生涯,写成《老三姐》《清江壮歌》《三战华园》《在地下》等小说,因其摆脱了对英雄人物的模式化颂扬,敢于将笔触伸展到革命者的心灵深处,从而开创了人们喜闻乐见的革命文学,而对马识途来说,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却是无心之举。

在妻子被捕牺牲后,马识途向上级提出前往延安学习的愿望。

马识途:当时可以说凡是参加革命的谁都想要到延安去,不仅仅是安全的问题,是真正可以学到东西,像我们在白区的人,就没有这个机会,光是凭自己来进行理解,所以想去学习,但是这个领导跟我说,他说你是长期做地下党工作,有经验,你本人又是四川人,对这个地方熟悉。

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仍然要坚持在这个地方斗争。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做当地领导工作的可以说三分之二,我所认识的朋友都牺牲了,都牺牲了,像我这个家里头我的妹妹也是在重庆也牺牲了,我的妹夫也牺牲了,我的这个爱人牺牲了,所以说在我自己身边的人,许多人都牺牲了,而我呢总算是九生一生,还算是活出来了。
马识途前往延安的愿望终究没有获得许可,组织上要求他前往云南昆明上大学,潜伏三到五年,以各种形式发动西南联大的师生。

长期潜伏地下工作的马识途,看上去更像是一位传播火种的人,当年曾有很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者,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红岩》的记者罗广斌。

马识途: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呢,他们是中学同学,是朋友,所以一直几十年来,是叫做我们两家,马家、罗家叫通家之好,就是两家是通家之好,因此下面这一代呢,大家我们都认识,所以他里头的罗广文,那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里兵团司令,那是蒋介石的推心的人物了。

那么罗广斌呢,他们家在成都呢,我们在成都是住在一条巷子上,石子巷6号是我们家,7号是他们家,就是这样,门对门。
父母、兄弟都在国民政府做官,罗家在当地家大业大,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罗广斌一直过着公子哥的生活,一天,在西南联大的马识途,收到罗广斌父亲的来信。

马识途:说是不是把罗广斌送到昆明来,你来管一管他,叫他走上,走个正路,这样子的。所以说嘛这样子呢,他就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他很高兴,自由了很多。而到联大那样子一个气氛呢,很民主,很自由,各方面活动很活跃的,他参加了一些活动,我帮他温习了一下功课,然后考进了联大的附中。此时的马识途正热衷于搞学生运动,对罗广斌来说,跟着马识途搞运动,无疑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1945年,经马识途介绍,罗广斌加入当时的中共外围组织“民青社”,得知消息的罗广斌家人慌了,坚决要求他回去。

马识途:罗广文那时候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罗广文无论如何要把他弄回去。这样子他不干,他要想跑了,就是我说不行,我说你走了,我就没办法,因为是罗广,罗广文后来就写了,写了这个信让他回来,说你要不回来的话,我就派几个我的昆明的我有朋友,部队的,我叫朋友来押你回来,我说这种情况你不回去怎么行呢。因此我同意他,他说回去,我说你回去嘛,要革命同样在四川可以搞嘛,因此我就给他介绍了,我说你到四川了,你可以去找刘国志吧,刘国志是我们党员。
回到重庆的罗广斌,很快与中共当地党组织联系上,并加入中共。1948年年初,一心要搞游击战的罗广斌去川东秀山中学,以教书作掩护,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他的行动很快暴露。

马识途:他家里头,这个罗广文的家,公馆嘛,谁都知道的,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千万注意啊,不能够,他就蛮不在乎的样子嘛都是,我特别给他讲,我说特别当心,因为从重庆回来,是我带他回来的,我到重庆去以后,带到成都来掩蔽。
并不将马识途的劝告当一回事的罗广斌,回到他父亲在红岩开辟的一家农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欠缺周全考虑的决定,即将改变他此后的人生。

马识途:他跟我约的时候,他说的,我说你后面有个人,他说没有,没有问题,这个没人。结果他走了以后,我叫你先走,我说你先走,结果我一走就跟上了,特务就跟踪了,我把他甩掉了,我对这个丢梢的有一套办法,我丢掉了。他呢就回了家了,回了家呢,结果是,特别是我说你任何人找你,你都不要,你都不要接受,不管什么人,你都不能接受。我说凡是有人来找你要弄的话,可能就是要来抓你了,因此你就赶快你要翻墙,到那隔壁那个贫民窟里头,赶快走。
1948年9月10日,一个陌生人来到罗广斌的住处,声称自己是马识途的朋友,没有从马识途约定的罗广斌,轻信了这个陌生人,随后被抓捕,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有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11月27日黎明,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集中营秘密处决300多名关押的共产党人,也就在屠杀开始前的深夜,罗广斌侥幸脱险。

马识途:那么确确实实,他在里头呢很积极,办什么的,领导这个办《挺进报》的人一块活动,这个他们后来都有记录,记录都有的,都是事实了。确实他是最后的是把那个关监狱的那个,那个那个什么点了,锁了以后,最后呢他慌了以后呢,把钥匙丢在那个栏杆的那边上,他们是把那个钥匙拿来以后,开了以后,一共二十多个人跑出来了。这是后来再三审查,我们是规定的,我们党员规定,凡是做过牢的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够决定承认他的党籍。
出狱后的罗广斌再次找到马识途,在两人的挑灯夜谈中,后来被誉为“党史小说”的《红岩》,就在这次见面中开始酝酿。

马识途:他出来以后,就跑到乡下去躲起来,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就跑出来了。那时候我到重庆去以后,他就来跟我谈了一晚上,他谈了很多那些英勇烈士的往事,我说你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吧,因此呢那《烈火中永生》那个书呢,是他来开始来写,就写的那个当时的监狱的一些情况。

他把这个监狱,他们写成屠场,一种确实英勇斗争的,那就是一个屠场。我给他们讲,我说那是第二战场,你一定要掌握那是第二战场,而且第二战场和外面的战场是配合的,一定要这样子来写,才真正的知道这个写的一种高度吧。
随后,罗广斌等人又以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为底本,创作小说《红岩》,这部近41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准备到成书费时十年之久,成为一个时代的红色经典读物。令马识途遗憾的是,《红岩》出版后,罗广斌的名气虽然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遭到诸多限制。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总是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

马识途:我认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从旧社会里那个,敌对阵营里头走过来的那么样子一个革命者,为什么道理我们就不能信他。所以他一直出来以后,不能够,一直不能受到一种重用,只给他去当一个民主党派一样的那样子一种,叫做青年学生联合会啊,这个到那里头,后来呢到重庆市青年,青年团的统战部长,也是搞统战工作,始终不能够接触到我们内层的这些东西,他都好像都不行。

所以他就有一些怨恨,一些不满意,再三地,实际上我是再三地这里跑,那里跑调查这些事情,做很多的调查,都没有最后能够肯定说,他是这个特务有意识安排下来逃跑的,没有这些东西。只是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说,可能当时特务是准备把他作为人质,包括罗广文的家属,弄到什么叫什么台湾,什么美丽岛啊什么东西,有个监狱,把他放到那里去作为人质,说有这么个,有这么个说法,但是都不能证明他有任何问题。建国后,罗广斌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马识途:日本的出版他的日文,通知他要到日本去参加这个首发式,结果不准,不准他出国,这已经很明显了,原来那些还是暗藏那里头的,不大弄得清楚,这个很明显的是,就是不让你出国。他心里头委屈,他感觉很委屈,他对谁都不能说,唯独对我就是把什么都说,所以每一次到我这里来呢,都要发牢骚,都要表示一种愤怒的一种,觉得这个党委,重庆市委,四川省委这样对待他,没有道理。这个你们说的革命不分先后嘛,为什么道理,我们就不能参加革命
文革中,内心有怨气的罗广斌参加了造反派,造市委的反,此时马识途已被打倒关进了监狱。

马识途:那么他去造反啊,跟造反派两派呢,武斗、打仗,他就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我知道后来那个跳楼啊,就说说是,外面传是他自杀。但是他的爱人告诉我,她说他在死以前的一天,还给家里来了个信,要了粮票,要了这个什么钱去,他怎么会,怎么会自杀呢?而且很显然地,据他的爱人告诉我,她去看那个尸首的时候,是脑袋打破了,脑浆出来,是他是这样子下去的,就是头先下去,一般就是说跳下去嘛,一般是都是这个下去,但是这很显然看是这样子给他弄下去。很显然是被人家这个把他推下去,摔下去,这样子摔死的。所以是一种这个,被残害而死的。
自己发展的战友遭到迫害,却又无法伸手帮助,这成为马识途革命生涯中最无助的时刻。多年后,他谈起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那些一起战斗过的烈士,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和我谈笑风生,希望他们能再活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和责任,常催促我拿起笔来。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时任《四川文学》主编的沙汀找到马识途,希望他能够写一篇作品在刊物上发表。
那么就是商量着写个什么我说,他说你就写个回忆录就可以。因此我就写了一个《老三姐》,完全是一种我过去在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的时候,给我做,做保姆的那么样子一个,一个革命烈士的母亲,写她如何照顾我,她其实她懂得。
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马识途,曾扮成收山货的小贩,四处活动,在身份暴露后,幸亏有老三姐对他及时传信,才得以逃脱困境。当他离去时,老三姐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从此他俩再未相见。

秦川(原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过去我们写一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就是很少涉及他个人感情的问题,你比如说父子情,父子之间的那些情感,夫妻情,儿女情这些,他这里面就涉及的比较多。
《老三姐》在《四川文学》发表后,随后被《人民文学》转载,这篇从个人内心的体验出发,传递细腻情感的革命文学,随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马识途:陈白尘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嘛,他就给邵荃麟,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严文井,还有什么几个,郭小川,那几个是作协书记处的书记,他们就商量,就是看起来这个人是能够写东西,而且看起来生活很丰富。
一天,马识途接到时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电话,让他前往北京。在北京,邵荃麟作东,请马识途吃饭。

马识途:邵荃麟,他跟我谈的那就说,他说像,像你这样子的老革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你的文笔有特点,有你自己的特点,说这就很不容易。他说在老同志里头要找到你这样一种的,既有生活,又能写作的人,他说很少。他说因此你应该来写东西,我说我不想写,我又没说,我怕现在的风潮,我说我忙得很。邵荃麟他说,他说你做了一份革命工作,那你写东西呢就可以对青年进行教育,等于你做两份工作,甚至于说是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
:建国后马识途历任四川省工业办公室主任,建设厅长,随后又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该院的党委书记。1960年后,又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繁重的行政工作,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搞创作。盛情之下的马识途颇感为难,此事惊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马识途:就说我有三个担子挑在我身上,我说这个,这个我这感到这方面呢,我很困难,后来他就说,他给我,帮我请假,因此他给西南局的领导,到北京开会的时候,专门给我讲,说是不是可以给我一点创作的时间。
最终触动马识途投入创作的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前夕,和马识途一道前往南京郊区宣传抗日的,还有他中央大学工学院同学刘惠馨,共同的志向和信仰让两人走到了一起。马识途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婚姻和爱情,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然而甜蜜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因叛徒告密,刘惠馨和出生仅一个月的女儿双双被捕。1960年,马识途在武汉找到了离散近20年的女儿,此时的女儿已被一对工人夫妇扶养成人。

李致(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是说我现在,我把你找到了以后就把你带走了,她就是仍然住在这个家里面,你也不要改姓,她仍然姓这个工人的姓,以后你就一直在这个家庭里头,侍奉你这个养父养母。

秦川:找到女儿过后,他就感到有一种社会责任,应该把这些英雄人物写出来。
在沙汀等人的鼓励下,这一传奇的人生经历被马识途创作成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马识途:我记得《清江壮歌》,我曾经是用晚上,每天晚上啊,就是开夜车开到两点钟的样子,办公完,晚上回去以后,吃了饭以后,就坐下来,就开始来动笔。搞了180多个夜车,才把它《清江壮歌》,是开夜车出来的。这个当时写得我简直是很头痛了,这个白天很忙,晚上写多了以后啊,那稿笺纸啊摆在我桌子上,我只要坐在那里一看那稿笺纸那个格格啊,我就头痛。
不过,这部后来发行量高达20万册,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小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推迟了发表。1960年,写完《清江壮歌》的马识途,去北京看望时任中央监委副书记的钱瑛,此时的钱瑛正从北戴河开会回来,同时也带回了当时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马识途:说是小说反党0i是一个发明,是一大发明,就是那个习仲勋他们,她说哎呦不得了啊,在会上啊,一下子打成反党集团了,不得了啊,她说你也在写东西啊,也是写的革命那些人物啊,她说你要当心啊,别给出了问题啊。我说我写的是革命的,她说就是刘志丹也是革命东西,都是写的革命东西,结果就脱不了身。
对眼前的运动,马识途颇感费解,不过,了钱瑛的一席话,本来写好的作品,只好压一压。

马识途:那么沙汀来跟我讲,他说你那个找到了女儿那个头上的那个序章,《清江壮歌》的序章里头,流眼泪不得了,他说不能流眼泪,要不流眼泪。我找到女儿,你看我,你说我怎么能不流眼泪呢,他说就是不能流眼泪,你的书中流眼泪的地方都要去掉,都要弄得非常。要这样子,我看这个东西很危险,我看他们很紧张的样子,我就把它扣住,一直扣了六年。六年前我就写好了,清样都拿出来了,我一直扣在那儿不给他们。
即便如此,马识途终究抵挡不了出版社的再三催促,1966年春天,小说《清江壮歌》发表,令马识途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在建国后特殊情境下扣押在手中长达6年之久的小说,就在发表后不久被打成大毒草,他也因此成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代表人物而遭受批斗,经历6年之久的牢狱之灾。然而,内心不可抑制的创作源泉,却汹涌而至。一场原本被动的创作,在后来却变得越来越主动,一发不可收拾。

马识途:在批斗的时候,做那个什么喷气式啊,做什么低头嘛就是,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想到我的创作的小说里去了,创作的小说的这些,而且居然那人就出来了,这个我的老朋友啊,牺牲的朋友,站到我的面前来了,我和他低着头,就跟我谈话,我就一直,我就笑了一下子,我就发笑,我完全外面都不知道了,就发笑。结果突然他们那个,重重的在我脑袋上狠狠地打了我一拳头,把我打倒了,我才醒过来了。
马识途说,当我回忆过去,许多因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和朋友,他们常常在梦中和我相见,在那里,我们又说又笑,他们争相要扮演各种角色。对一位历经沧桑的革命者而言,文学,更像是保留他内心世界的火种,告诉人们,革命从何而来,走向何方。

责任编辑:殷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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