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0周年祭：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是因为我有感情

                      巴金（资料图）

【关于书】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什么失败，也谈不到什么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巴金

创作之路：把心交给读者

作家要打动读者的心，就要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就是这样一位与读者“交心”的作家，他曾说，“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

1904年11月，巴金（原名李尧棠）生于成都北门一个官宦之家，“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1927年1月，23岁的巴金远赴巴黎留学，各种思想冲击着他年轻的心。身处异国他乡，巴金想念祖国与亲人，他的感情无法宣泄，于是开始用笔倾吐他的爱与恨、悲哀与欢乐、受苦与同情、希望和挣扎，1929年发表了处女作《灭亡》，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该作品发表后引起轰动，使他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巴金回到上海，并发表“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尽管他也承认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情小说，但他仍然“勉强把恋爱作为小说的主题”，因为他想用恋爱来表现人的性格。随后，他又完成了“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春》、《秋》，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激动着许多青年的心。

      巴金夫妇与子女（资料图）

因书动情：《家》带来了家

如果说巴金在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动情”的经历，那么惟一的对象就是曾经陪伴他走过大半人生旅途的妻子——萧珊。

1936年，32岁的巴金以小说《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声誉卓著。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全身心地投入事业，无暇顾及儿女情长。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个落款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

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闪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的女生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了熟人似的从厢房门口走了过来：“李先生，您早来了！”那一刹那，巴金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她就是萧珊，那年她18岁。此后，两人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

1944年5月1日，巴金和萧珊结婚了。

爱书如命：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在他的童年时代，刚进书房识字不久，就爱上了文字，并养成了孜孜不倦的读书习性。家里收藏的旧书很快就被他看完了，后来，看到哥哥弟弟们买了新书，就抢着看。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是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不仅爱读书。也爱藏书。他书房内四壁都是书，客厅里也顺着墙放着四个大书橱，连走廊、过道也有书橱。他的朋友也喜欢书。经常彼此交换着看。他买的书很杂。各种各类的书都有，特别喜欢那些有名家插图的精装本。书籍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晚年时，他多次向北京图书馆、母校捐出了自己心爱的书籍。

巴金一家（资料图）

【关于情】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巴金

爱情之深：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巴金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与夫人萧珊的爱情是浪漫且令人感动的。他们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在艰难的岁月里，彼此互相支持、互相关怀。1972年，萧珊被确诊患直肠癌，巴金因此而悲伤至极，他恨自己不能代替萧珊承受病痛带来的苦难，每当他回到空空的、静静的家，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萧珊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巴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曾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无论巴金多么不舍，死亡之神还是带走了美丽的萧珊。萧珊火化后，巴金把她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卧室里，他认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这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连在一起。”

亲情之痛：希望他们能被人记住

巴金曾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他曾以多篇文章描述两位哥哥的形象：大哥从小聪慧，有着抱负、理想，又受着“五四”新文化深深影响，他最早将五四新文化思想带进家庭，他勇气十足地承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全部的生活重担，将最爱的两个弟弟送出去读书，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刻，支持四弟巴金去法国，但面临家庭破产，最终自杀。三哥富有才华、颇具亲和力、敬业而乐群的有为青年，在大哥去世后，主动地承担起了赡养十一口之家的重担，但最后在贫病中告别了人世。

在两位哥哥的先后去世，成为巴金心上沉重的创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巴金在回顾往事时，仍满怀悲情地对大哥之子李致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巴金谈这些话时，两度失声痛哭。

巴金晚年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

1988年，巴金（右）和挚友曹禺畅聊。（图片来源：新华社）

友情之光：照彻了我的灵魂

巴金常说自己“是靠友情活着的”，并将这种崇高的情怀比作驱散黑暗和照亮自己灵魂的“一盏明灯”，他与沈从文、曹禺、冰心等的深挚情谊早被视为文人楷模。“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象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他们的交往从1932年开始，当时两人都已用手中的笔写出了名气，两人虽风格相异却相知甚深，他们之间存在着真诚、理解与宽容的氛围。在巴金最艰难的那段时期，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不怕被牵连，依然打探巴金的消息，并在其夫人萧珊最后的时间送去温暖——五页长信。巴金复出后，每到北京，必定要到沈从文家中看望他，沈从文去世后，一篇《怀念从文》便是两人生死不渝的友情的最好见证。

巴金和曹禺友谊是从《雷雨》开始的。当巴金在一个阴暗的小屋里，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雷雨》原稿时，他被深深地震动，为它落了泪。就这样，《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那时，曹禺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巴金看见了这个青年有可为，此后几乎每部稿子，都由巴金看稿、发表。1996年，曹禺去世。1998年，巴金处于生命的后期，常年住在医院里，出于对老友的怀念，他忍受着身体巨大的痛苦在医院里写了《怀念曹禺》一文，也成了他写作生涯最后完成的作品。

巴金晚年在上海的寓所里。（图片来源：新华社）

【大家说】

“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巴金

名家敬佩：蘸着自己的心血写作

曹禺夫人李玉茹：他和曹禺相差六岁吧，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人，谁都想出人头地，所以要无私地把别人推出去，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曹禺这种朋友很少，能跟他说，指出他的毛病，让他不要再写应酬文章，多留点东西的朋友太少太少，只有巴金。

贾平凹：巴老的道德和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我有幸在杭州见过巴老一面，当时，我推着巴老的轮椅在西湖边的草地上转了一圈。巴老的作品就在那儿，那些文章，那些话，没有大勇气者、没有高贵人格的人，是写不出来，说不出来的。

肖复兴：作为读者，我喜爱他“蘸着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作品，那里洋溢着善良、真诚、正直、朴素和广博的爱。我敬重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的勇气和品格，这是我们中国文人尤其缺乏的。

金庸：当年在《大公报》上读到巴金《随想录》，当时自忖，如果我遇到他那样重大的压力，也难免写些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

冰心之女吴青：母亲把巴金舅舅比喻成热水瓶一样里热外凉的人，而我感觉他更像液态的火焰，外面看不到熊熊的火焰，但里面却是滚烫的液体，有大憎和大爱，爱得深切，也憎得鲜明。 

老舍之子舒乙：他曾写信告诉我：“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文字整理：王鹤瑾   文本综合：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潇湘晨报、文汇报、人民政协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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