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许嘉璐副委员长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讲演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曾经中断过，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这说明中华文化在延续力上有自己的优势。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带有普世性的成分。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时代性的成分，因此有些适合古代不适合现代。愚忠、愚孝不值得提倡，等级森严不值得提倡，重视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不值得提倡，重视道德规范忽视法律管理不值得提倡。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法不讲道德，否则那个法就无法执行。

我原本不是研究文化的，我对文化的关注，来源于学术本身的启示和引导，以及现实给我的刺激。现实的刺激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在中国28年来快速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些现象，这就是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华国土，汹涌澎湃。从最初人们的一种好奇、一种新鲜感，到后来发现事物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有一些不适应中华国土的东西出现。另一个刺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人们心里面的中华传统丢失得太多，外来的文化水土不服，出现了社会上的文化饥渴。这样，内外两个刺激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文化怎么了？

有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和其他的文明不相容，一定要引发一系列冲突。首先是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但是，和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不能解决的、必有一个生死一搏的是和中华文化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世界未来应该怎样？他们宣称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以及为此而设计的种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最完备，能给全世界带来幸福的制度，人类的历史必然是全世界走向这种制度的历史，一旦实现了这种制度，实现了这种文明，人类的历史进程就终止了，因此说是“历史的终结”；发展到具备美国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的人，是地球上最后之人。这些观点给我的刺激很大。再来看人类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风行的殖民主义所体现的原来就是这种文化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符合这个理论；二次大战也符合这个理论；冷战结束之后的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零零星星的战争，也无不在实践中印证着这种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论。

一、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曾经中断过，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这说明中华文化在延续力上有自己的优势。

中华传统文化基于农耕生产，最后定型的也是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成长的文化，我们的优势在这里；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我们的局限也在这里。在农耕社会，几十个人、更多的人辛苦劳作两三年，使一块黄土从生地变成熟地，人们不愿意再卷起铺盖卷到别的地方重新开荒，所以轻迁徙重稳定。耕几亩地，一两个人不行，就希望整个家族一起耕作；为了保收成还要修水利，修水利也是一家一户做不了的，因此农业社会还讲究更大范围的合作。等到产生私有制，分成家庭，出现了原始的“联产承包”，又开始讲继承。土地要继承，农具要继承，农耕生产的技术也要继承。讲继承就带来一个敬祖的文化。同时，农耕生产需要逐渐积累。因此，人们不敢随意挥霍，在生活上尽量克制与节俭，省下东西留给孩子，自己的精神也留给孩子，用精神把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

基督教文化最初是犹太文化，犹太教是游牧民族的教，当时的犹太人是靠游牧放牧生活的；伊斯兰教也是游牧社会产生的宗教。游牧社会与中国的农耕社会相比，首先和大自然的亲近不如农耕社会。游牧要逐水草而居，无须对放牧的地方进行过多的观察、研究、爱护、治理，也不修水渠，因此对大自然的观察没有农耕社会那样细腻，也没有那样的深厚感情。其次，游牧社会不太讲继承，一块草地，能承载多少牛羊或者马匹是有规律的，一对夫妇能够放牧多少牲畜是有常量的，孩子长大了，就分给他若干只牛羊单独去过，所谓继承就这一次，没有什么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技术。再次，一般的放牧都是个体放牧，无须这家跟那家有亲密的合作，在生产上、生活中互助很少。最后，游牧社会重掠夺与贸易。因为牛羊马牲畜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有限，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包括铁器、铜器都需要别的地方生产。

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农耕社会，讲合作，讲和谐，讲精神的流传，要研究天文地理，要爱护大自然，这些是带有普世性的，是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需要对文化分层来认识。首先，最容易感知的也最容易变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围绕着衣食住行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居食文化、装饰文化、饮食文化、烹调文化等等。其次，是中层，就是一个民族的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等等，我又称之为制度文化。最后，底层是一个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可以称为哲学文化。我们中华文化是三层具备的。今天看来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之断绝，是跟它三层不完全具备有关，最根本的是没有形成明确的、全民族共识的底层。

我们中华文化最关心现实、关心人。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事实上，最早的人文精神产生于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3月到12月期间，在今天的中山大学的中山堂，曾经做过几十次的讲演，讲解他的三民主义。其中谈到民权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赞成提倡什么平等，中国人向来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西方、在中世纪，那个民族太不平等才提出平等；而我们一向比较平等，任何一个平民经过苦读和修养最后可以做到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