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葡萄酒文化及其历史(1)

陆游、元好问等的作品中看出来。

苏东坡的《谢张太原送蒲桃》写出了当时的世态：

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

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很多故旧亲朋都不上门了，甚至连音讯都没有。只有太原的张县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专人送葡萄来。从诗中，我们还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产地。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l125—1210)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

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

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

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

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

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说明葡萄酒可以给人体提供热量，同时也表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比陆游稍后的金国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赋（并序）》：

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贞祐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密，一朝而发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属子，子宁有意乎？”予曰：“世无此酒久矣。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绞蒲桃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愈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说正与此合。物无大小，显晦自有时，决非偶然者。夫得之数百年之后，而证数万里之远，是可赋也”。……

经过战乱，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

6.元代——我国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更加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

葡萄栽培与葡萄酒生产的大发展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

“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