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韵翰墨 献笔龙书

传韵翰墨 献笔龙书

 周抚民先生通过这幅龙字80尺长卷要传达的，也正是龙在语意学上的“存在” 。作为一个书家，他对龙的理解必然会发端于文字意义的探渊，以及用心良苦的涅槃式“复活” 。也就是说，龙在他的心目中，并非是传说意义的神话具象，而更多的是文字意义的文化抽象。包括至少两方面含义，一是作为书法文字的龙，它的前世今生才是活现于民族脑海里的真实“图景” ，它的不断被书写，也就是不断被催生、传承、演变和纯化的过程，这使龙仅仅或者更多地以某种精神激越而存在了，它的精神化完全因为被书写，或者说“画”龙早已过时，而“写”龙才长盛不衰。二是龙所依托的巨大天空背景就是中国文化，它并非“孤鹜”而出，而是托祥云而来，这个祥云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山海经》之《中山经》中次十经说：“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最早的龙、人、神因为文字撰述而融为一体。周先生的龙书也是这样，从殷商甲骨文始，至真草传韵，其间瑰丽篇章，墨香一卷，神话不见端睨，人文神彩却如黄河之水卷浪而来，千堆雪是龙，逝水如诉也是龙了。在文化底蕴和气质上，这幅龙字也是典型传统文化意趣的化身，也一个思想溯源过程。 周先生写龙甚至不在展示“龙伸蠖屈”，一字一书却有“龙言凤语”之妙，满篇龙字，而字字谐和，闻之犹有一片宫商，金声玉振，大吕黄钟。他之隐喻在中庸而不在跋扈，在“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易*乾》），而不在“龙江虎浪”。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儒学八目，意在中庸，内修外治非中庸而无以达。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可见中庸之道是很难的，同时也是至圆至满的，这正是中化文化历经千年的追寻之道。龙，虽可御九天又可潜九渊，而为人之所见似乎终究在“龙德在田” ，不飞不潜方达中庸。我以为周抚民先生的龙长卷，正是在追寻和回溯这种中庸，他求其至美，问其至道，乐滋不疲，终达善境。观先生之龙字，一如农夫之耕作，也如夫子之治学，更如兄弟之孝悌，华滋美章，不见巧作，美态横生，不著纤秾，德之厚而道之深可见之笔下。先生布字360散若银汉星斗，其数弃多摒少，只在圆满为度，也是对华夏一族的无限祈福吧。 作为当世颜筋柳骨俱至善境的大书家，周先生学养之深厚，笔力之雄浑，意境之磨砺，书体之通达，已是被广泛称颂的。龙长卷的艺术高度自不待言。这里要说到的是它在书法艺术上的回归意义。内蒙诗人又一村著文说：“老人全力搜集、潜心临写上至陶符、甲骨、钟鼎、石鼓、简牍、碑帖，下至真、草、隶、篆、行各家各体碑帖龙字范字千余；探究、研习古今带有龙字之印章数百枚。” 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某种字体、字形的检读、书写，而是对上及殷商的数千年文明的回眸。它的清楚含义是书法是要走回去，然后才能走下去，只有在神彩、气度、笔力具有传统的契合，然后才有所谓创制的可能。

相形之下，急于翻新便显得幼稚了。姜白石《续书谱》言：“圆劲古淡，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周先生长卷龙书，完全可称为这番言论之讲解。360龙字，一如千年中华艺术跋涉的缩影，从虫篆到行草，凡关乎龙字之体例、笔势，无不有源有头，卜辞、毛公、散氏、峄山刻石都历历在目了。观其健壮如闻王羲之论笔势，视其筋骨如听颜鲁公之授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无声胜过有声，全在先生之引带了。其落笔、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竖勒之九势者，先生已至纯青，颜柳丰瘦，全在错落，大师手腕，今有几人？ 这幅长卷龙字的另一个源头呈现，是篆隶为主，真草为辅。按说周先生是“专务”颜碑的，真书是最为钟情的，反其意而用之，何也？稍观古人论书，其中的奥妙还在回到源头。王羲之有云：“余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于兄恰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徒费年月”已道出临秦汉才是正道。从蔡邕论篆势、隶势，及至王羲之体论篆籀，孙过庭多颂隶篆，米芾课子以隶，徐渭盛誉李斯、孟德，刘熙载备叙隶篆之精髓，诸多等等皆在言其础石大功，砥柱之力，失之则必现俗媚、纤羸，广厦不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