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西方文化由宗教的开始就是二元对立，人和神对立，我和祖对立，人自身主观客观对立，人和人之间对立，现在和未来对立。他们认为，大自然是一部机器，人体也是一部机器，机器是可认识的，拆散了认识。这就导致学科分化，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深，认识的规律越来越多。但是越分越细的结果是分到现在回不到整体了。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各个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里面的社会学、语言学等等都出现了。

第五，对待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不同。我们重现实，重继承，重精神的传播；而西方生来就重享受，为什么呢？皈依上帝，救赎，就能回到上帝身边，否则就下地狱。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文化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线性的特质，即不间断地随着人类的足迹、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生产逐步向前发展。第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文化是生活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所以有哲学家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了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不断有新的文化创造，也有旧文化的流失，最后形成浩浩荡荡、永不中断的文化大流。第三，文化发展是由表及里的演变。不同的文化之间接触，最初吸收对方的，最初感觉到冲击的全是表层，如衣食住行。但是表层是渗透着中层和底层的，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就影响到中层，影响到底层。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带有普世性的成分。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时代性的成分，因此有些适合古代不适合现代。愚忠、愚孝不值得提倡，等级森严不值得提倡，重视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不值得提倡，重视道德规范忽视法律管理不值得提倡。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法不讲道德，否则那个法就无法执行。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衔接要认识到它的总规律，要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和不足。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什么是优秀文化？第一，鼓励人向上；第二，让人追求崇高；第三，“人化”的东西。既然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所以文化就是人化。时代的精神主要在时代特色，当今时代特色是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的斗争以及中华的复兴。对于经济全球化，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科技发展也是两面刃，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今天的时代精神，我认为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的体现，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是文化自觉，其次是制订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第三要文化体制改革。什么叫文化自觉？我定义为国家的决策层和学术层对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全球文化的走势，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有清醒的、科学的认识。有了认识就自觉了。比如宗教问题，农村问题，社区文化问题，非物质文化问题，文学创作、艺术舞台等等问题，要有清醒的科学的认识。

制订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最近这几年这方面研究开始多起来了，尽管还有争论，争论是永恒的。关于中华文化的问题，从先秦一直争论到现在，但是公约数还是有的，共识部分还是有的，文化就在争论中前进。第二、保护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解放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体制改革就是要解放文化生产力。我们的文化界潜力很大，造诣很高，人才众多，生产力没完全迸发出来。通过体制改革使文化产品在创新中大大发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满足世界的需求。第四，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现在世界各国对于中华文化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像英国，全国24000多所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他们的教育部已经下令，在2010年前每所学校必须和中国一所学校结成姊妹学校，就是要学习中华文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执政党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我们这个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了不起的。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看，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文化起家，李大钊、陈独秀不是文化起家吗？苏区从创建起就重视文化建设，部队文化建设，到了延安，毛主席提出了众多战线，农业战线，教育战线，工业战线，军事战线，其中一条就有文化战线。现在把这一条战线上升到建党之基，立国之本，鼎立三足之一个，把文化提得这么高，这是巨大的发展。有了这个自觉，有了这样的思想，再加上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一步一步走，中华文化一定能在五千年的基础上焕发青春。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强大。衡量我们国家强大不强大，不是有几颗核弹，不是GDP，不是最高大楼在不在中国、最大的广场在不在中国，而是最完美、不断前进、最吸引人的文化是不是在中国。我就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能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进而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尽力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讲演者小传

许嘉璐

1937年生，江苏淮安人。1954年至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9年至1987年北京师大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文系主任。1987年至1994年北京师大副校长、教授，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1994年至1997年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97年至1998年民进中央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98年至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2000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责编：殷金星）